「美的股票」高瓴资本前董事总经理赵小兵:“十倍创新”的苹果仍看不到天花板

「美的股票」高瓴资本前董事总经理赵小兵:“十倍创新”的苹果仍看不到天花板

作者:美的股票 |  时间:2020-12-12 |  浏览:4 |  0 条评论

「美的股票」高瓴资本前董事总经理赵小兵:“十倍创新”的苹果仍看不到天花板

苹果、谷歌、Facebook、亚马逊、特斯拉、阿里、腾讯、美团、拼多多和小米等技术领先企业今年的表现大大超出了市场预期。但这些公司虽然是不同轨迹的领导者,但还是有“天才”和“平庸”的区别。

那么有什么区别呢?《红周刊》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特聘研究生导师、高陵资本前董事总经理赵小兵。在他看来,数字经济领域最新的十倍创新就是iPhone。只要触摸屏互动的智能手机不被颠覆,苹果依然是数字世界的领头羊。同时,上述移动互联网超级彩票中奖者的垄断地位也不会被打破。很多行业的数字化率还在继续,数字经济巨头的天花板还没有见顶。

至于特斯拉的立场,赵小兵认为,如果只把特斯拉当做新能源汽车,那就错了。特斯拉是汽车行业的iPhone——历史上第一辆智能汽车。今天,每个人都在谈论万物互联,但很少有人提到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互联网产品。显然马斯克已经给出了答案:重新定义汽车的特斯拉,堪称万物互联的第一环!市场参与者已经看到了智能汽车的终极应用:智能驾驶。但是,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,我们可能忽略了特斯拉中控位置突兀的显示屏:这是马斯克的端到端封闭系统,就像iPhone一样,当人们的目光被特斯拉电动车的外壳吸引时,马斯克的汽车软件在不断迭代创新,很像iPhone的iOS操作系统。区别在于iOS控制手机,而Musk的车载软件控制特斯拉。

是iPhone的十倍创新

确立了苹果数字世界的地位

《红周刊》:有人认为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已经走到了尽头。你怎么想呢?

赵小兵:纵观数字经济百年创新史,能称得上十倍创新的产品屈指可数。我的研究发现,几乎每次十倍创新的源泉都是人机交互的变化。

个人电脑的早期是角色互动。直到乔布斯在施乐发现了奥托,历史上第一台带图形用户界面的电脑。两位当代天才,-,-,-,乔布斯和盖茨,几乎立刻就认定图形用户界面是个人电脑的未来。于是,他们分别开发了Macintosh和Windows,这是个人电脑领域的第一次十倍创新,结束了个人电脑领域的一切竞争。今天无论Windows怎么迭代,交互模式都没有超越图形用户界面的交互模式:鼠标键盘。开发十倍创新产品Windows,是微软成为个人电脑时代霸主的全部秘密。

这迫使乔布斯突破了个人电脑之外的消费电子产品的界限:手机。之前所有手机都是用拨号盘互动,直到乔布斯发现了触摸屏互动技术。可以说,iPhone这个自个人电脑以来唯一十倍创新的硬件产品,就是基于触摸屏交互的。

我的研究发现,在数字经济中,每十次创新都会导致创新领导者结束所有竞争,赢得垄断地位。这就是苹果成为全球市值之王的全部秘密。

这一次,苹果稍微打破了完全封闭的策略,向全世界的软件开发者开放了软件应用商店。谷歌的Android巧妙地抄袭了苹果的iOS,授权给其他手机厂商,像猫和老虎一样推出了Android市场。这相当于苹果和谷歌共同打造了一个数字方舟,然后出现为全球开发者争夺门票创造了一个壮观的场景。

可以说,全球数字巨人指数的财富增长与这个数字方舟有关。无一例外,他们要么是方舟的创始人,要么是方舟的超级票主。

《红周刊》:为什么苹果会成为最赚钱的公司之一?

赵小兵:为苹果赚钱的秘诀是开发创新十倍的iPhone。同时,它通过开放软件应用商店吸引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软件开发人员。这些开发商绝不是闲人。它们是Facebook、微信、颤音、支付宝、淘宝、美团、滴滴、ZOOM等这些数字世界的基础设施,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、娱乐、事业的方方面面。

正因为如此,iPhone赚取了手机硬件行业的大部分利润。同时,在苹果的利润表中,其互联网服务收入相当于向数百万开发者收取“苹果税”,这是他们暴利的秘密。

我的研究发现,只有十倍的创新者通常会获得难以置信的额外回报:垄断和巨额利润,其他竞争对手只能争夺剩余的市场份额。自2007年初iPhone发布以来,苹果从未发明过任何十倍创新的产品,不同代的iPhone都只是迭代创新。这说明十倍创新产品不是明星,而是和日月一样稀有。

取代苹果的唯一方法就是完成新的十重创新,打造新方舟。否则苹果的暴利还会继续。

结局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自动驾驶

但是这个过程被人们忽视了

《红周刊》:特斯拉市盈率超过1000倍。如何看待特斯拉的发展空间?

赵小兵:特斯拉远不像新能源汽车那么简单。事实上,万物互联最成功的标杆是汽车(另一个是智能音箱)。大家都在说万物互联,却不提什么样的连接最有价值。

特斯拉的中控有很大的显示屏。把这个显示屏拿走,放到iPad或者手机上。能一样吗?智能手机的交互方式是触摸屏,需要弯腰用手指操作,在驾驶场景中非常危险。我们每个人都见过网络汽车司机用手机接单看地图的画面。这说明人们试图把手机作为智能驾驶的辅助工具。显然,这说明汽车智能系统做得不好。我们在车里互动的理想方式当然是声音,对吗?就像特斯拉的显示屏一样,它具有电脑、智能手机和万物互联的属性,这是智能汽车的标准。万物互联发展到现在,是一场革命

性的变化就是汽车被连网了,同时诞生了特斯拉这样的智能终端雏形。

  但特斯拉的显示屏又不是iPad或手机,我们要意识到,这个变化是一个关键。

  每当终端发生革命时,都会产生原生的内容和服务。电影是为影院而生的;新闻、电视剧和体育比赛是为电视而生的;微信、抖音、支付宝、美团是为智能手机而生的。那么,我们简单地将手机上的应用搬到汽车上,当然不行。

  显然,智能汽车的交互方式和应用场景,需要新的、原生的应用软件提供内容和服务。

  所以我们看到,马斯克不断在更新特斯拉上的软件,就像苹果不断更新的iOS版本一样,从始至终,马斯克都将特斯拉当作一个电脑终端在运营。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软件当然是关键,但是,正如苹果无法开发出所有有价值的应用软件一样,特斯拉也做不到。

  我们可以说,特斯拉重新定义了汽车,并且开启了汽车的智能时代。自动驾驶是终局,过程是持续不断地迭代创新和驾驶数据的获取。这才是特斯拉高估值的真正支撑点。话句话说,我们只要将每辆特斯拉的显示屏拿走,这家公司的股价可能就会崩塌。这块显示屏,才是特斯拉和传统汽车厂商股价差异的根本,不停迭代、越来越多的特斯拉运营汽车,让马斯克轻易地抓取着用户数据,发现新的用户痛点并通过软件加以改进。而传统车企呢,卖出一辆汽车,就几乎和用户失去了联系。说穿了,特斯拉是联网的拥有操作系统的智能汽车,而传统车企只是生产单机版的汽车而已。

  《红周刊》:这么看来,苹果、华为造车有很大优势。

  赵小兵:百年的汽车工业需要一次弥足珍贵的十倍创新,特斯拉就是这样级别的创新。如果我们的视野从新能源车的定义移开,就会立刻发现,国内外大部分的造车新势力都来自互联网行业。这就说明,电动车是表象,互联网汽车才是实质。

  苹果和华为在互联网硬件方面都有巨大的技术积累,当他们参与到智能汽车的制造行列时,一定拥有巨大的优势。这个市场还处在早期,还有充分的机会参与其中。我猜想,苹果和华为如果参与到智能汽车的制造,不一定会成为整车制造商,而是会盯上汽车中的那块显示屏吧,这才是恰当的切入点。

  《红周刊》:对于全球其他一些造车新势力怎么看?

  赵小兵:现在大家都一窝蜂往整车那里去了,没人在想新的智能终端在哪。一些互联网公司想要参与,传统车厂又死死卡住了位置。自动驾驶这个终极目标一定会实现,但是,我认为,智能汽车不完全等于智能驾驶。汽车是最为理想的万物互联的应用场景,我们退后一步,就会海阔天空,如果说,特斯拉是一款封闭的端到端的智能汽车,就像iPhone一样,那么,谁是智能汽车领域的安卓呢?

  当然,进入传统车企的地盘比登天都难,但是,当年安卓进入手机厂商的地盘也是举步维艰、难死宝宝了吧。

  《红周刊》:您怎么看特斯拉现在的估值水平,动态市盈率已经1011倍了?

  赵小兵:资本市场为特斯拉编织的故事是,新能源车的全球领先品牌和即将发生的自动驾驶商用的想象空间。在我看来,特斯拉的故事其实是智能汽车的十倍创新,以及能否保持其在智能汽车领域的领先地位。在智能驾驶到来之前,还有一个智能汽车平台的优化和迭代创新,最后的高潮部分才是自动驾驶。这要看特斯拉在这个中间地带的创新能力如何?

  《红周刊》:您认为特斯拉的边界有多宽?

  赵小兵:特斯拉和苹果某种意义上很像,它的边界就是卖出和运营汽车数量。我们可以一个季度一个季度的观察交付新车数据。特别是,留意特斯拉公司损益表上软件服务这部分收入的变动情况,只要这部分收入增长稳健,特斯拉的竞争优势就会保持。

  抖音最好赚钱滴滴最难赚钱

  《红周刊》:在投资中大家都想找到帝国型的公司,这样的企业通常有怎样的特点?

  赵小兵:数字化之前几乎没有自然诞生的商业帝国。有一种非自然的方式是打仗,通过战争征服其他国家,将其他国家变成自己的附属国,形成帝国。但这些附属国的子民不是自愿去帝国报到,他们是被迫去前往。

  数字化之后诞生了自然产生的“帝国”——数字帝国,一些社交和资讯领域的卓越产品,我们每天会主动登陆,我们和它们的连接是主动的,不是被引导的、被动的。中国的主动式数字帝国型公司有两家,腾讯(微信)和字节跳动(抖音),它们通过产品创新缔造了超级流量平台。我们只要查看一下国人使用APP的时长就可以看出,这两家公司的产品使用时长超过了50%。换句话说,国人的时间大多都消耗在微信和抖音的数字世界里。某种意义上说,腾讯和字节跳动是连接人的数字型帝国公司吧。

  还有一些是连接人和物的平台公司,它们的特点是建造最大商业赛道的数字帝国。举例来说,从交易规模、用户人数和商品品类维度看,淘宝是数字零售帝国,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数字零售企业。从不打烊、服务全国,而且商品种类登峰造极,只要有需求就有人生产,快递配送也很方便。蚂蚁金服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数字金融帝国,永不下班,没有休息日,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办理各种金融业务,而且不需要排队。阿里巴巴将自己定位为数字经济体,不就是一个无远弗届的数字帝国型公司吗?

  《红周刊》:不同类型的企业,其赚钱的难易程度上存在差别吗?

  赵小兵:在自主流量平台型公司中,商业模式最容易建立,经营的边际成本最低。比如微信和抖音,覆盖了最多的日活用户和用户时长,就自然成为数字广告的领先平台。

  抖音赚钱太容易了,因为发布短视频的人和看短视频的人都是自愿的,抖音不需要支付额外成本,两边流量哗哗地就来了。根据独门的推荐算法,抖音广告和用户喜欢的内容相关,就不知不觉地植入在内容流当中,这正是躺着赚钱的样板。同样是视频生产商,优爱腾这样的长视频网站则较难赚钱,一边要花巨资请导演、请演员制作独播内容,一边要向用户收费(或者插播广告),两边都需要付出巨大成本,这就是长视频网站迄今仍未盈利的原因。

  美团、滴滴这样的O2O公司,由于他们的服务需要和地面供应商连接才能完成服务,因此,也赚的是辛苦钱。但是赚取辛苦钱,并非没有价值,只要企业持续不断地提高用户体验,提高行业运营效率,企业价值自然会体现。只是,赚辛苦钱的公司,需要建立更加强大的运营能力以及储备更加充裕的现金罢了。

  拼多多的生意基础有长期性

  《红周刊》:腾讯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,股价涨幅很高,动态市盈率接近60倍,您怎么腾讯的发展空间?

  赵小兵:腾讯主要是四部分业务,游戏、数字广告、金融和战略投资。腾讯在战投方面做的极为成功,因为它有巨大流量,就选择细分市场的最大商业赛道,连资金带流量绑在一起,帮助被投企业做大。可以说,这种战投打法,几乎又缔造了一个新腾讯。你看,腾讯系中那些闪亮的明星公司包括:京东、拼多多、滴滴、美团和贝壳等等公司市值的总和,也达到了了数万亿人民币吧。 当腾讯系的公司整体估值提升时,迟早也会反应在腾讯的估值当中。

  在主营业务方面,字节跳动的崛起压制了腾讯数字广告的增速。但是腾讯的游戏业务仍然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,这是源于腾讯强大的移动社交产品的巨大流量支持。因为游戏业务几乎是社交产品的孪生兄弟,所以只要腾讯的微信、QQ地位不被挑战,游戏业务就会高枕无忧。

  互联网企业的增长空间,取决于主营业务的数字化率是否结束了,如果结束了,企业的发展也就到了天花板,再努力都是零和博弈。目前,游戏的数字化率已经基本结束了,行业进入分蛋糕阶段,只是分给腾讯、网易还是其他公司的问题。腾讯如果只盯着游戏领域,没有新的数字化方向,就很难维持未来的高增长。

  不过,腾讯的互联网金融业务数字化率仍在中早期,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。另外,马化腾作为不断突破边界的企业家,早就为腾讯勾画出产业互联网这个巨大的蓝图,并且调集了精兵强将,以及储备了充裕的长期资本。我们需要密切关注,腾讯在这个自己并不擅长的2B领域是否能够挖到金矿。

  《红周刊》:拼多多三季报的业绩非常好,单季盈利4.66亿元,单季度用户增长近5000万,年活跃买家数达到7.31亿。在靓丽的业绩公布后,拼多多市值暴涨,截至12月4日是1780亿美元,您怎么看拼多多的发展?

  赵小兵:拼多多成功的地方在于,它在阿里、京东两大巨头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,从中跑出来了。这件事我思考了很久,实际上,拼多多充分利用了微信的社交流量红利,不像京东是一个个单独个体组成的电商平台,每一个买家都是single buyer,是独立的买家,用户之间没有建立社交属性。黄铮把社交运用到极致,他激活了沉睡的团购模式,用集合竞价的方式,把价格压下来,同时让大家玩了起来。

  拼多多还做了一个连接,就是中国庞大而完善的中低端制造业供应链,正好可以生产廉价、实用的商品。拼多多用超低价格打动了中国广大的五环外的消费者。李克强总理之前也提到,中国有超过6亿人,月收入低于1000元,这部分人群的巨大消费需求谁来满足呢?黄铮就把这两个群体联系了起来,将没有品牌的杯子、T恤衫、鞋子、台灯等消费品,以更低的价格,卖到这些人的手中。所以拼多多的商业模式在中国有非常扎实的根基, 他们在如此大的体量还能保持高速增长,就说明拼多多的模式抓到了用户的痛点。

  《红周刊》:阿里和京东都在发力下沉市场。

  赵小兵:从目前看,几家电商平台都确立了自己的定位。拼多多更像是下沉市场电商的领导者,阿里巴巴是综合品类电商的领导者,而京东则是优质电商的领导者。

  当拼多多成功崛起之后,对阿里巴巴和京东造成了压力,他们希望借势侵入到拼多多的大本营:下沉市场,这是很容易理解的。但是问题是,拼多多的模式正是围绕着下沉市场建立的,包括中低端供应商商,下沉市场用户和社交团购的玩法,以及对此类业务极为熟悉的强大团队。

  阿里巴巴和京东在内部组建团队,试图直接侵入拼多多的核心业务地盘,从这几年的运营结果看,并未成功遏制住拼多多的高速增长势头。

  《红周刊》:拼多多正在优化客户,看样子也不可行。

  赵小兵:我们反过来看,拼多多在下沉市场电商站稳脚跟之后,也试图侵入阿里巴巴和京东的地盘:中高端消费品和客户的阵营,这可能同样难度很大。京东和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,都获得了最多的品牌厂商和制造商,都能为用户提供优质的服务。拼多多想突破边界,扩大领地,同样异常艰难。

  京东的花费巨资建立的强大的仓储和物流能力,才是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的保证,这在疫情期间得到了充分验证。拼多多早已失去了构建这些运营能力的时机。

  社区买菜是精细活

  获胜者或是几家巨头

  《红周刊》:最近,互联网科技巨头纷纷加入了“社区买菜”领域的竞争,您怎么看这场竞争,这实际是在竞争什么?

  赵小兵:这是巨头们在抢占生活服务类电商中高频应用的最后一条赛道,这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。之前生活服务领域中的所有场景都被人拿钱试过了,除了外卖,其他都不是高频应用。

  买菜是下一个高频应用,因为买菜和外卖最像。我们在家如果想做饭,就有买菜需求,如果不想做饭,会有点外卖的需求,所以买菜的频次和外卖很像,服务形态也很像。对一家企业来说,外卖是他的,送菜也是他的,他就把用户的一日三餐都包括了,随后的延伸服务也就来了。所以这属于战略要地。

  《红周刊》:哪些互联网公司在这方面有优势?

  赵小兵:从主营业务层面看,离买菜市场最近的是美团和饿了么,因为买菜和送外卖业务形态最像。需要的能力是生鲜供应链管理和遍布全国的自营骑手团队,前者大家的经验都不多,但是后者却是买菜业务高效完成的前提条件。

  其他公司,京东的物流团队也是挺进这一业务的巨大优势。只是,京东的物流成本是为电商送货建立起来的,成本要高于美团和饿了么。滴滴的司机能否转化为配送团队,这是一个挑战,为买菜建立一个新的骑手团队成本显然太高。

  《红周刊》:从长沙起家的“兴盛优选”是最早布局的公司,它能杀出来吗?

  赵小兵:兴盛优选的价值是通过出色的运营跑通了社区团购生鲜这条赛道,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。但是,现在这条赛道被武装到牙齿的巨头盯上了,并且准备纷纷准备下场抢占地盘时,这就让人捏了一把汗。

  社区买菜不是easy money,这个工作很复杂,因为蔬菜不是标准化的产品,每一天、每一批的蔬菜都不一样。用户不仅要求蔬菜新鲜,而且对价格很敏感。北京的超市每天早上9:00开门前,都有一群大爷大妈排队等着买特价鸡蛋。在上海或许更难,上海人更擅于精打细算。用户既要好又要便宜,而且一旦运输过程中,蔬菜压烂了,就变成了库存,如何处理库存就变成了一个难题。所以买菜是一个精细活,一不小心就砸手里了。所以,大概率是,等尘埃落定时,这个市场可能还是几家巨头的游戏。

  《红周刊》:小米公司今年的股价表现也很好,雷军一直希望小米破除“硬件”的估值。

  赵小兵:小米是硬件公司,和苹果一样,它们的软件业务是建立在硬件的基础上的,如果将手机业务剔除,软件业务也会随之消失,所以它们的本质依然是硬件公司。硬件公司存在一个商业规律,我称之为“摩尔定律魔咒”,即从长期来看,与计算相关的终端设备无法建立有效的壁垒,充分竞争是一个常态,企业需要不断投入大量的研发费用来推动企业运转。

  但小米的卓越之处在于,雷军最早发现了万物互联的市场空间,并且通过多年的运营已经硕果累累。这让小米有别于其他的硬件公司,包括苹果、华为和OPPO。更重要的是,雷军是一个懂得互联网运营的硬件创新者,他懂得苹果公司的创新规律、懂得互联网思维、懂得粉丝经营。同样,小米的线下零售商店也是有价值的业务链条,因为小米有多元化的电子消费品,这些产品需要现场体验。小米在万物互联和线下零售店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布局,但是,依然无法脱离其手机硬件的业务本质。因为,其他业务都根植于手机硬件。

  互联网科技公司的天花板还远未到

  《红周刊》:在您看来,到2030年,有哪些企业还能够保持它们在2020年时的领先地位?

  赵小兵:如果未来10年数字经济领域出现了十倍创新,就像移动互联网对PC互联网的替代一样,那么我们现在的数字版图就要打破重建了。如果没有,那么方舟的拥有者还是苹果和安卓。未来10年还是苹果和谷歌的天下,苹果市值还会维持在全球之巅。如出一撤的是,微软的牢固地位正是建立在对PC行业的垄断之上的。如果想把苹果这个皇帝拉下马,需要从重建交互方式出发,通过十倍创新,重建一个方舟。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。

  如果方舟不被颠覆,目前来看,阿里巴巴、腾讯的增速没有明显的放缓,它们体量已经很大了,但是仍然维持了主营业务的中高速增长。未来的空间取决于更多行业的数字化率,中国在消费互联网层面,已经完成了大部分行业的数字化工作。但是,在产业互联网方面,数字化率的大幕刚刚拉开。过去十年的关键词是,得消费互联网者得天下。未来十年的关键词则是,得工业互联网者得天下。对于跃跃欲试的腾讯和阿里巴巴而言,他们更否跨越到更大的工业互联网数字化市场中,成为其中的领导者,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话题。

  《红周刊》:做一个合理推测,下一代的交互形式会是怎么样的?

  赵小兵:市场认为眼镜、手表,或是在大脑中植入一个脑机芯片或许是未来的可行方向,我认为不管交互方式是怎样的,用手操作触屏交互的方式,基本已经被开发到头了,下一代十倍创新的交互产品,大概率不是用手操作的。

  《红周刊》:有看到下一代方舟出现的苗头吗?

  赵小兵:对于数字经济的中国军团而言,经过十年的砥砺前行,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:中国诞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数字经济巨头。他们的资金实力和研发投入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。

  新一代方舟的产生土壤中,我们可以看到5G在中国已经开始商用。在1G,2G和3G、4G时代,都发生了剧烈的终端革命。那么,5G是继续采用苹果发明的触屏手机呢?还是还发生革命性的终端变革呢?但是,我们几乎可以确定的是,每一代移动通讯网络的发展,都会产革命性的应用软件创新。这虽然不能称作新的方舟,但是,也会产生大体量的公司。马化腾将这种应用软件创新机遇称为“全真互联网”,他当年最早预言了船票的重要性,并且拿到了微信这张最值钱的船票。

  此外,人工智能领域的商用临界点也已逼近,智能驾驶当然是万众期待的应用场景。但是,我们需要寻找更多的人工年智能应用场景,这其中可能正在孕育新的方舟。我们可以断定的是,数字方舟总是产生在与计算相关的智能硬件领域,而其发端就是交互方式的革命。

  像“庖丁解牛”一样拆解企业价值

  才能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

  《红周刊》:在投资中,您强调长期主义吗?

  赵小兵:我提出的1-99法则中显示,获得最高的投资回报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,全周期投资。最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两个例子是,MIH对腾讯的投资,和软银对阿里巴巴的投资,可能创下了创投历史上最高的回报记录:超过万亿人民币。我们要知道,直到今天,MIH和软银都没有大规模抛售公司的股票。

  高瓴资本成立于2005年,已经错过了在一级市场投资腾讯的机会。但是,张磊将早期融来的所有资金,全部重仓购买了腾讯的股票。这也许并不出奇,但是,出奇的是,高瓴资本投资持有腾讯公司股票的时间长达十多年之久。这同样为高瓴创造了巨大的投资回报。而张磊正是投资长期主义的践行者和受益者。

  所以我认为,唯有超长的全周期投资才能获得最优回报,只要企业的创新没有停止,我们就可以继续持有。等企业创新枯竭,到财务回报的停滞还需要一段时间,这时候才是恰当的退出时间。当然了,长期主义投资策略的前提是,要选中伟大的创新公司,否则长期投资反而会变成灾难。因为,好公司是时间的朋友,后面一句则是,坏公司是时间的敌人。

  《红周刊》:资本市场上,对亏损的数字经济标的公司的投资,是否算作价值投资?按照巴菲特的价值投资标准,这部分投资很难被纳入价值投资的范畴。那么,这些投资难道要被归入投机的范畴吗?

  赵小兵:我发现,在美国股权投资阵营中,存在一个泾渭分明的界限。一些大体量的基金如黑石、KKR以及巴菲特的哈撒韦,投资组合基本都在成熟的传统行业。而对高风险的科技公司的股权投资,则是红杉、KPCB这些风险投资的天下。

  有没有人打破这个边界,既投资传统行业,也投资高风险的科技企业,并能且获得了很好的长期回报呢?

  我发现了一个罕见的案例:高瓴资本。从公开资料看,高瓴传统行业的投资组合包括大名鼎鼎的格力和美的。而在科技领域,高瓴著名的投资组合包括百济神州和投资时仍然亏损的京东等等。

  价值投资的衡量标准常常是核心财务指标,诸如净资产收益率、市盈率等等。而亏损的科技公司的价值如何衡量呢?在张磊新出的大作《价值》中,张磊将上述两种不同的投资策略都概括为价值投资,这显然突破了我们对传统价值投资的认知。

  在我看来,科技企业的价值投资来自对其创新能力的评估。实际上,科技公司的价值不拘泥于公司的账面收益,而是看中创新导致的企业价值提升。当一家企业通过十倍创新形成对一个产业的垄断的时候,财务报表可能给投资人奖赏,也可能还没有,但是企业的价值创造已经开始了。让我们回到高瓴投资京东的那个时点,在张磊的建议下,刘强东斥巨资建立公司的物流能力,这导致更多的账面亏损。但是,随着京东物流服务能力的提升,在亏损中的京东的价值开始提升,直到京东成为一家赚钱的公司,我们可以用市盈率为京东定价了。

  《红周刊》:您新出的一本书名字就叫《方舟》,您希望读者从《方舟》中获得什么?

  赵小兵:我写这本书的最大用意在于,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价值投资的新标准,这个标准是通过非财务指标的企业价值发现。这就是通过扎实的行业研究,识别和评估企业的创新能力。这个过程有点像庖丁解牛的故事,我们在创新的维度,完美解构企业创新这头“牛”。其实,创新自有规律可循。为了这一点,我原创了2个创新模型和7个创新定律,我称之为“创新工具箱”,我的梦想是,当我们对被投资企业的创新评估不太有把握时,可以采用这些工具作为辅助。

  当年,MIH眼中的腾讯仍然亏损。但是,其社交产品QQ覆盖了中国数亿的年轻人,他们产品的使用频次和时长都超越所有对手。但是,公司不知道从哪里赚钱。MIH的不确定性是,腾讯何时可以赚钱?确定性则是,QQ这款创新产品价值连城,迟早会转化为巨大的财务收入。说穿了,MIH比我们更早地识别出,能够覆盖如此众多的用户的QQ,其实就是一个数字帝国型公司的雏形,赚钱是迟早的事情。数年之后,腾讯的盈利能力果然傲视同侪。这是我在《方舟》中提到的,创新即财富的典型案例。

  (本文已刊发于12月5日《红周刊》,原标题为《“十倍创新”的苹果仍看不到天花板“被误读”的特斯拉正开启万物互联——专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特聘研究生导师赵小兵》,文中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,不代表《红周刊》立场,提及个股仅做举例分析,不做投资建议。)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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